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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的民族工作

发布时间:2017年12月29日  来源:县委党史研究室  作者:  点击数: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右江下游党委,先后派出大批红军干部进入富宁,积极开展民族工作,成立了“滇黔桂边区党委”等组织。党组织始终把民族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上,派出干部到少数民族杂居的乡村,争取和团结上层人士,发动和组织民族群众,培养民族干部,建立了以富宁为中心的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为滇桂边区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富宁属于右江上游高寒山区,崇山峻岭,连绵起伏,森林密茂,自然资源丰富,这里世代居住着勤劳勇敢的壮、汉、苗、瑶等民族。各族人民受尽了封建地主、土司头人的压迫和剥削。特别是近代以来,由于国民党政府和土豪劣绅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隔阂,侮辱和歧视各少数民族,各族人民长期处于落后和分裂状态。1885年中法战争后,法帝国主义侵占了越南,进而在富宁边境一线设关压税,盘剥压榨各族人民。加之,富宁地处中越和滇桂边,地方土匪武装林立,仅富宁境内就云集了四五十股土匪武装,到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富宁各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富宁各族人民盼望翻身和解放。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等在与富宁毗邻的广西百色领导了百色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在百色读书的富宁县剥隘镇壮族女青年李杏锦参加了百色起义,随后参加了红军,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翌年,富宁县谷拉九弄多立村壮族农民刘家华,因不堪受恶霸地主的敲诈和剥削,也前往广西德保参加了红军。1930年4月,红八军一纵队在前往右江与红七军会师途中,途经富宁县板仑时,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说服、争取了壮族上层人物何毓南。在他的帮助下,红八军一纵队顺利经过了皈朝、者桑、剥隘等地,到达广西乐业与红七军会师。红军秋毫无犯的纪律给各族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直接传播了革命思想,为富宁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创造了条件。

一、宣传群众,创建游击根据地

1930年10月,红七军主力北上江西后,韦拔群、陈洪涛、黄明春率领红七军二十一师在右江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由于桂滇军阀对右江革命根据地实行疯狂围剿,中共广西右江特委决定派干部到多民族聚居的富宁地区开展工作,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与右江下游根据地相策应。1931年9月,中共右江特委(后改为党委)首批派出李德惠、黄庆金、谭统南等随刘家华进入富宁县壮、瑶等民族聚居的七村九弄地区活动。1932年10月、12月,韦拔群、陈洪涛先后牺牲,右江根据地党和红军遭到了严重的损失。随着斗争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共右江下游党委决定派岑日新到富宁七村九弄开展民族工作。1933年五六月间,中共右江下游党委又派陆昆等一批干部进入富宁县境,协助前几批干部开展工作。到1934年初,中共广西右江下游党委已陆续派60余名红军干部进入富宁少数民族聚居区开展工作。他们分别到城关、板仑、皈朝、谷拉、者桑、剥隘、那能、洞波、花甲、阿用等地的壮、汉、瑶、苗等民族村寨,建立工作据点,在各族群众中广泛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道理,为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富宁的七村九弄地区,地势险要,崇山峻岭,有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然屏障,在这一地区长期云集着大小10股土匪武装。为了尽快开展活动,站稳脚跟,率先进入七村九弄地区的黄庆金、李德惠、谭统南等利用刘家华是九弄人这一有利条件,随刘家华走村串寨,深入到九弄地区的壮家、瑶寨,了解各族群众风俗习惯,与群众打老同、喝鸡血酒等,宣传共产党维护各族人民平等、团结的主张。经过宣传、启发、教育,使各族群众开始认识到共产党和红军是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红军游击队得到各族群众的拥护和广泛支持。如多曼村的罗子德、张福兴(后叛变)等壮族农民积极参加了红军赤卫队,初步打开了九弄地区的局面。

随后,陆续派入富宁各地开展革命活动的其他红军干部,也认真贯彻执行共产党关于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平等地位的政治主张,把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作为开辟根据地的工作方法之一,利用多种方式争取各民族对红军的信任和支持。韦纪、韦天恒到富宁后打入控制水陆交通要隘的剥隘护商大队,利用以壮族为主体的护商大队经常来往于剥隘与百色之间的有利条件,随时与右江党组织保持联系;李家祺深入到壮、汉、瑶等民族聚居的皈朝,首先在皈朝街上以缝纫为业,接触来往的各族群众,后打入皈朝国民党区公所,先后担任录事员和副镇长,利用公开身份深入到皈朝附近及后龙山的壮、汉、瑶族等村寨,向各族群众秘密宣传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的主张,串联和发动了皈朝附近村寨的龚天福、覃天怀、韦文忠、陈炳端等一批壮族青年参加活动,为成立皈朝青年会创造了条件;李绍础以刻章为掩护,来往于全县的壮、汉、瑶族村寨,进行秘密联络;朱国英、岑日新等来往于洞波和者桑之间的壮、瑶族村寨进行宣传发动工作;农明英则利用亲戚关系到富宁县城近郊的壮族寨那力,进行秘密宣传活动,联络了陆正明等壮族进步青年参加红军;陆定安以解木板为业,自由来往于各村寨之间;赵敏、李著轩到与广西西林、隆林交界的阿用、花甲的壮、汉、苗族地区,以广交朋友等进行秘密串联,以喝鸡血酒等方式,联络了傅少华、汪富兴、卢锡候、罗志刚等壮族青年,立誓订盟,成立了“兄弟会”等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和组织发动,在花甲、阿用、那柳、者兰、那耶等地,以保护村寨为名,建立了一支以壮族为主体的半公开的群众武装。同时,黄庆金、谭统南、李德惠、刘家华等在原九弄活动的基础上,又争取了梁振标(梁超武)等绿林武装,使红军赤卫队发展到600多人。红军在七村九弄后龙山和架街等地活动也十分活跃,派去的干部动员和组织了贺长富(后叛变)、陈通文、李兴开(后叛变)、马启发、王定尧等一批有觉悟的壮、汉族农民参加了革命,建立了“劳农会”和“赤卫队”。到1934年初,在富宁境内先后建立了以壮、汉、瑶等民族组成的基层劳农会21个,游击赤卫队27个。

由于红军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宣传革命道理,尊重各族人民,启发阶级觉悟,因此深受各民族的爱戴和拥护,各民族踊跃参加赤卫队和红军。1935年下半年,红军游击队联络并收编广南县黑支果苗族首领王开洪的武装,编为独立大队,王开洪任大队长。这样,革命力量已发展到皈朝、谷拉、者桑、剥隘、那能、洞波、花甲、阿用和广南县黑支果等地区,发展了有壮、汉、苗、瑶等民族参加的,共2 600多人的队伍。在普遍建立劳农会和红军游击队的基础上,红军游击队决定在村寨集中、人口密集的百油地区进行土地改革试点,进行土地登记。至此,一个以富宁为中心的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开始形成。

二、建立组织,开展武装斗争

鉴于富宁地区各族人民已经发动和组织起来,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条件已经成熟,1934年7月初,中共右江下游党委决定由红军二十一师副师长、右江党委书记黄明春到富宁地区领导开展武装斗争。

1934年7月中旬,黄明春改名何尚之率领黄德胜、岑日新等干部一行12人到达富宁的九弄,两次听取了韦纪、黄庆金的汇报。为了更广泛地宣传和发动各族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黄明春决定从部队中抽出一批骨干力量,深入到各区乡村寨广泛开展活动。1934年11月初,由黄明春主持,在九弄的多立寨召开了第一次党的会议,宣布成立“中共滇黔桂边区临时委员会”,黄明春任书记。11月20日在九弄的谷留召开了劳农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了“滇黔桂边区革命委员会”、“滇黔桂边区劳农会”和“滇黔桂边区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庆金,劳农会主席黄明春(兼),劳农游击队司令员梁振标,政治委员黄明春(兼)。边区党和政权等组织建立后,认真贯彻和执行了党关于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方针,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使各民族人民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自己利益的忠实代表,并积极投入到了创建和保卫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之中。到1934年底,根据地发展到富宁大部分地区及广南、麻栗坡,广西的西林、隆林、德保、靖西、百色、那坡等县的部分地区,拥有10万人口。

三、军民奋战,抗击军阀围剿

红军游击队武装的不断壮大,使国民党滇桂军阀惊恐不安,从1934年6月至1937年底,先后调集近7万人的正规军和地方武装民团、地主恶霸武装,对富宁革命根据地轮番进行军事“围剿”。每年投入“围剿”根据地的敌人不下2万人,他们在富宁境内制造了“洞楼”、“多曼”、“太平”、“深仇洞”、“那能”、“那达”、“花甲”等惨案,残酷杀害红军战士、家属和无辜群众达700多人。敌人的残酷屠杀,进一步激起了根据地各民族军民的极大愤怒。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富宁地区的壮、汉、苗、瑶等民族拿出自己买来护卫家园的1 000多支枪,踊跃参军参战,仅富宁地区就有2600多名各民族儿女直接投身到创建和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特别是在革命根据地遭到滇桂军阀和地霸武装的严密封锁,红军游击队粮食奇缺,活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富宁各族人民克服了重重困难,节衣缩食,捐献给红军游击队的活动经费达3万多块法银,粮食、猪、鸡、牛、羊等不计其数,直接支援了红军游击队,支援了革命。由于滇桂军阀对根据地轮番进行军事围剿,中共滇黔桂边区党委和红军游击队司令部先后移驻洞波那达和阿用者兰,并于1936年5月在阿用者兰召开了党的第二次代表会议,何尚刚为党委书记。边区党委第二次会议后,又派岑日新、罗英、梁学政、黄修南、何谦、陈勋、唐古等干部到广南、隆林、麻栗坡等边沿地带建立政权组织。在隆林苗冲,经过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团结争取了苗王杨福应举行起义,配合了根据地斗争。在长达7年的斗争中,各族军民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斗志,与顽敌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先后歼敌3 000多人,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在创建和保卫根据地一系列斗争中,富宁人民失去了如蒙运廷、黄沙平、马玉林、黄大良、苏英佑、黄彩鸾、汪富兴、陆正明、岑子伯、黄光华、苏胜爱、黄朝寿、鄂广道、黄安福、刘家华、陈通文等一批各民族优秀儿女。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共广西桂西特委放弃了党的独立自主的方针,与国民党百色专署签订了将活动于中越边境和滇桂边的红军游击队主力开赴广西田州(今田阳)接受国民党改编的“协议”。这样,在中共滇黔桂边区党委领导下,由滇黔桂边区各族人民艰苦卓绝创建起来的边区革命根据地被葬送了。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虽然被投降路线葬送了,但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富宁这样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坚持开展民族工作,团结和教育各民族人民,创建的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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