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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的统战工作

发布时间:2017年09月07日  来源:  作者:县委党史研究室  点击数:

1929年,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少数民族人口占90%以上的地区成功地举起革命旗帜,建立了革命政权。

1930年10月,由于立三路线的错误指导,红七军蒙受了很大损失,主力不得不北上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留下韦拔群、陈洪涛、黄明春率领红七军二十一师在右江根据地坚持斗争。

1932年,韦拔群、陈洪涛相继牺牲以后,右江下游党委决定跳出广西军阀的包围圈,到国民党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滇黔桂边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开展斗争。右江下游党委书记、红七军二十一师副师长黄明春(黄松坚),陆续派干部进入滇黔桂边区工作,组建了边区游队,建立了以富宁县七村九弄为中心包括广西、贵州部分地区20多个县的边区根据地。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粉碎了滇、黔、桂军阀的多次重兵围剿,巩固了根据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中共桂西区特委个别领导人的右倾投降主义,游击队受骗被国民党改编,但一部分党员干部仍坚持地下斗争,直至富宁解放。

红军游击队在短期内就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并坚持了长期的斗争,是与滇黔桂边区党委和红军游击队正确运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分不开的。

一、争取和改造绿林武装,为建立根据地打下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富宁县虽然没有国民党的正规部队,但地方反动势力仍顽固地统治着这一地区,特别是国民党当地政权起用地方流寇武装头子梁超武之后,国民党、土匪、地方势力结合起来,凑集了一批为数不小的反动武装,成立了一个民团总队,下辖1个特务大队(包括1个特察中队、1个警卫中队、1个常备队)和3个民团大队,共500多人(不包括临时抽调的民团成员),统一由总队部指挥。总队长由梁超武兼任。红军游击队要在富宁建立游击根据地,站稳脚跟,在力量还不能足以与敌对势力抗衡时,必须运用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分化和瓦解敌人营垒,壮大自己的力量,孤立和打击最顽固的敌人。边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调查、分析研究了富宁地方势力的情况后,决定首先争取梁超武。

梁超武,又名梁振标,广西隆安县人,迁居百色阳圩乡的锣圩落户。以赌博出身,结识了一些社会流氓,招兵买枪,拥有二三十人的武装,收烟税,抢烟帮,成为泮水、谷拉一带霸王,独霸一方。但他只抢财主烟帮,不抢贫民百姓,是当地七八股土匪中比较好一点的土匪武装。在多次遭到国民党的追捕之后,逃到九弄地区。

1933年,红七军干部韦纪、李德惠、李修学、朱国英在七村九弄开展工作,在组织发动群众的同时,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经过多次与梁超武接触和对他耐心教育工作,争取了梁超武的武装,将其收编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第十八军,委任梁超武为军长.初步打开了红军游击队在九弄地区活动的局面。1934年7月,中共右江下游党委书记黄松坚到达九弄后,又对梁超武进行工作,将抗日救国十八军整编为滇黔桂边区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委任梁超武为联队司令员。1934年至1937年,梁超武一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率队在靖西的龙邦、茶岭和富宁的甘美、尾洞等地区多次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为根据地建立出了力。

二、团结民族上层及其武装,巩固和扩大根据地

滇黔桂边区是两国(中、越)三省(滇、黔、桂)九县接壤的地区,这里居住着壮、苗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0%以上。少数民族人民十分贫困,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大多数变成无产者”,因生活之逼迫,“对革命要求极迫切,性极坚决,至死不叛变。”“有一人参加革命则全数参加”的地方观念。因此,在边区革命过程中,团结少数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使少数民族成为边区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红二十一师干部、党员进入边区以后,针对各民族的特点,以各种不同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开展工作。他们以货郎、木匠、铁匠、泥瓦匠、教书先生、地理先生等各种身份,走村串寨,深入壮乡苗寨,组织发动群众。在少数民族群众中组织“兄弟会”,与少数民族群众认“老表”、“干亲家”。在各族群众中间传播革命思想,点燃起革命火种。相继在全区建立了26个劳农会和20个赤卫队。赤卫队人数达3 000多人。与此同时,他们团结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加强革命力量,扩大根据地。

1.团结壮族上层人物何毓南。

滇黔桂边区是壮族聚居区,壮族人口占边区总人口的70%,要使边区得到发展,争取壮族上层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富宁壮族人口约5万,且比较集中,富宁县的壮族发动起来了,其他地方也就好办了。这样,富宁地区壮族上层人物何毓南就成了边区党组织及红军游击队争取的对象。

何毓南是国民党富宁县的参议长,但他办事较公道,肯主持正义,爱打抱不平,在壮族及其他民族中有很高的威信。中共右江下游党委书记黄明春到达九弄在听取情况汇报后,认为“何是最理想的争取对象”。为慎重和有把握,黄明春亲自带着朱鹤云前往富宁,秘密拜访了何毓南。经过多次工作,终于使何的立场有了转变,由同情革命到最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争取了何毓南以后,他曾秘密为红军游击队筹饷及提供一些敌人内部的情报。在他控制的地区,经常收留一些红军游击队伤病员治病养伤。他默认手下的人为红军游击队办事等。何毓南倾向革命,使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在边区,特别是在壮族地区的工作得以顺利发展。1935年1月,为调动滇军,以减少对北上中央红军的围追堵截,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滇黔桂边区红军游击队围攻富宁县城,龙云急令其尖锐部队云南警备十七团驰援富宁。国民党富宁县党部派何毓南率各界人士携带慰问品到广南迎接犒军,何以各种借口在广南拖延时间达3天之久,使红军游击队主力得以安然转移到那刀设伏。同时,他又派人到桂军靖镇独立营必经之路板仑,滞缓桂军的速度,以便红军游击队争取了较多的设伏时间。待桂军一进入那刀,就遭到红军游击队的迎头痛击,被歼灭了100多人。不可一世的靖镇独立营狼狈退出滇境,滇桂军阀联合“围剿”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归于失败。国民党当地政府对何毓南的行动有所觉察,但慑于何在壮族群众中的威信,也无可奈何。

2.收编王开洪的苗族武装。

王开洪是广南县牛滚塘地区的苗族头领,早年就拉起一批苗民武装与官方作对。他们杀贪官土豪,攻打国民党区乡政权,杀富济贫。在“一等之人差我钱,二等之人莫等闲,三等之人跟我去过年”的号召下,一些被欺压的穷人纷纷团结在他的周围,队伍越来越壮大。红七军干部进入七村九弄活动初期和边区人民政权成立以后,王开洪曾多次派人带着其部队的花名册来联系,要求派人去领导他们。边区党组织认为,王开洪的武装,在苗、彝族地区很有影响,团结了他们,对于发展和壮大根据地,开展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1935年初,根据何尚之(黄松坚到富宁后的化名)的安排,滇黔桂边区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负责人黄德胜派陈勋、刘宝兴、唐汉率特务大队到广南县牛滚塘收编了王开洪的武装,改编为“滇黔桂边区劳农游击队牛滚塘独立大队”,任命王开洪为大队长,王咪章为副大队长,率队在广(南)富(宁)麻(栗坡)交界地区开展斗争,使根据地扩大到这一地区。在以后的几年中,独立大队不负众望,武装斗争取得了很大成果。1935年7月3日的《云南日报》报道:“(麻栗坡讯)6月8日,广南苗匪王咪章,率近数百人,窜扰田蓬属木央附近各寨,复进扰水田堡、黄梅树、马家湾、蔡家湾一带。15日董干派乡兵赶回援救,在木杠截堵,与匪激战数小时,因众寡悬殊,械劣弹乏,分两路退却,匪遂将木杠全街焚毁,向田蓬节节进攻,十分猖獗。现田董之间,交通断绝,传达消息,须绕越沽界。”苗民独立大队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红军游击队的斗争,扩大了边区根据地。

3.策动苗王杨福应起义。

1936年,革命形势有了迅速发展,滇桂军阀的联合“围剿”不断被粉碎,边区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红军游击队主力发展为第三、五2个联队、6个大队、1个独立团、1个特务连和1个别动队,共3 600多人,加上一些地方游击队、义勇军等,总人数已超过5 000人。

为了发展大好形势,边区党委在积极加强各地党组织建设的同时,陆续派出岑日新、罗英、梁学敬、黄修南、何谦、陈勋、唐古、江水平、陆昆等干部,先后进入贵州的兴义,广西的西林、隆林等地区活动,发动群众,同时对上层人物开展统战工作。隆林县苗王杨福应起义就是统战工作成功的又一例子。

杨福应是隆林县世袭苗王,因不满统治者的欺压,早年就秘密招兵买马,购置枪械,与当局作对。其7个儿子都统领兵丁,都授有各种头衔。兵丁都是附近村寨的苗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群众。他们平时各自在家种田地,战时以火为号,各操自家的大刀、长矛、铜炮枪集合上阵,真所谓一呼百应。由于历史上长期的民族积怨,国民党官员和军队不能进入他的管辖区域,更不能到他辖区内抽丁收税。国民党当地政府把杨福应视为眼中钉,对他发出通缉,悬赏买他的人头,同时不断派部队对苗区进行袭扰,残杀和抢劫苗族群众。边区党委在了解掌握了这些情况后,决定争取杨福应,以此为突破口,在桂西北与黔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辟根据地。边区党委派出人员,利用各种关系接近杨福应,做他的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杨终于接受共产党的主张,联络了隆林、西林等县的苗民举行暴动,攻打国民党县乡政权,有力地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对七村九弄地区的“围剿”,扩大了滇黔桂边区的革命根据地。

三、继续开展统战工作,为夺取富宁解放发挥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中共滇黔桂边区党委个别领导人放弃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同国民党百色行署签订了协议,同意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接受国民党的改编,革命根据地丧失了。但是,以边区党委书记何尚刚为首的一部分党员干部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在解放战争形势顺利发展的情况下,他们配合滇桂黔边区党委和“边纵”领导的斗争,继续开展统战工作,为夺取富宁的解放发挥作用。

1946年,在中共广西工委的领导下,先后建立了中共桂越边临时工委和桂越边特支。中共云南省工委也派出大批党员干部深入滇东南,开展各种形势的反蒋斗争。在这一形势的推动下,荫蔽下来的何静山(何尚刚的化名)到中越边找到特支,向特支汇报工作。特支指示何迅速在七村九弄地区组织武装,开展反“三征”的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何回来后,布置梁学政在魁圩等地活动,组织了一支30多人的游击武装,攻打了国民党谷拉乡公所。同时,争取联系了一些民族上层人物,在七村九弄、架街、那坡县城厢等地扩大发展了“兄弟会”组织,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1949年1月初,中共靖镇区工委派出由李兴、郑季传、李萌等人组成的武工队,到达富宁县的七村九弄地区找到何静山。何静山把曾任过红军游击队小队长、现任县常备中队队长的梁学政的情况,向李兴等人作了介绍。2月中旬,李兴、郑季传与何静山一起到谷拉乡公所,与梁学政会面。经面谈,梁学政同意率常备中队起义。接着又通过梁学政与国民党富宁县县长梁超武见了面,同他进行了几次谈判。根据双方协议,梁超武委任梁学政为民团总队副总队长(梁超武兼任总队长),李兴为总队政训处主任,郑季传为参谋,梁萌、高森等人也安插在民团总队。

3月3日,李兴等人率领梁学政的常备中队起义,起义部队拉到九弄,经与何静山商量,将部队拉到者利整训。不久,中共靖镇区工委军事部长廖华到者利接收整编了起义中队,并把何静山原组织的自卫武装也充实到起义部队,编为1个大队,由梁学政负责,起义大队共150多人。

4月下旬,由廖华率领起义大队向富宁县城开进,准备解放县城。4月30日,起义大队敦促城防统领梁一栋、特务大队长黄仲谋、警察局长陈章达投降。梁一栋等人执迷不悟,又慑于起义大队,于子夜率队逃离县城。

5月1日,起义大队开进县城,宣布富宁城解放。3日,谢森等率领的滇桂黔边纵队滇东南护乡五团一大队开进富宁县城与起义大队会合,隔了两天,护五团二大队也开进县城。之后,起义大队编入护五团,打退民团对县城的反攻,并乘胜追击,先后解放了皈朝、板仑、四亭、洞波、文华等乡镇。5月成立中共富田工委和富宁县人民政府,富宁全县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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