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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综述

发布时间:2017年07月24日  来源:  作者:  点击数:

        中国工农红军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是百色起义后,在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红七军二十一师派人到云南省富宁地区发动组织起来的。游击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历经近8年的艰苦战斗,使红七军播下的革命种子发芽、长大、开花结果,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一、右江革命火种的传播和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富宁县(原称富州县)位于云南省东南部,东与广西的百色、靖西、那坡、德保接壤;西与本省的广南、麻栗坡相连;南面是中越边界;北与贵州西南部毗邻,是三省两国接壤地区。境内居住着壮、汉、瑶、苗、彝等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76%,国境线长75公里。1885年中法战争后,法帝国主义侵占越南,进而在边境一线设关压税,盘剥压榨边境地区的各族人民,

并不断进行军事干涉;加之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各族人民生活极为贫困。“农民生活之苦,身边只单衣一身冬夏皆然,吃包谷粉,只有辣椒,油盐很少有人吃得起。”“军阀所到之处就拉牛去杀,土地只得荒芜。”“兵丁每年抽两次,拉去的壮丁,每人自缴报名费200元左右,装入乡保长的腰包”(朱鹤云《滇黔桂边区工作报告》)。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富宁人民迫切要求推翻三座大山,谋求翻身解放。

1929年底,邓小平、张云逸等在广西组织发动了百色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革命声威大振,富宁人民深受鼓舞,看到了希望。富宁剥隘镇的壮族女青年李杏锦当时在百色教书,参加了百色起义,在红七军政治部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富宁县第一个共产党员。

1930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第一纵队在何家荣等的率领下,前往右江与红七军会师,途经富宁,各族人民群众及地方开明士绅冒着“通匪者斩”、“带路报信者斩”的生命危险,迎接红军入村,杀猪宰羊慰问红军,派人给红军带路,沿途村寨为红军准备给养。红八军一纵队在剥隘镇休整3天,剥隘镇各族群众和商人主动送给红军一批衣服和鞋袜及3000多块法银,护送红军过境;红军在各族群众中传播革命思想,播下了革命火种。

1930年6月,由于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红七军主力不得不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向湘桂边转移,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北上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韦拔群、陈洪涛、黄明春奉命返回右江筹建红二十一师,在右江坚持革命斗争。1931年初,滇桂反动势力联手分33路向右江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反革命“围剿”,企图彻底摧毁右江革命根据地。右江根据地的军民进行英勇的反“围剿”斗争。8月,中共右江特委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纠正李立三错误路线,并根据当时被敌人层层包围、步步进逼所造成的被动局面,决定进行战略转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外线作战。同时,将红二十一师改编为右江独立师(又称中国红军独立第三师),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改为右江革命委员会。1931年11月,右江特委派黄庆金、李德惠率领部分红军到滇桂边活动。11月底,谭统南、刘家华等进入富宁地区的九弄一带开展活动。因为刘家华是本地人,容易在当地开展工作。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他们在七村九弄地区的各族群众中秘密工作。广泛交朋友,团结开明地主和上层人士,孤立反动地主和保甲长,并争取了拥有几十条枪的梁振标绿林武装,初步打开了七村九弄地区活动的局面。1932年底,韦拔群、陈洪涛相继牺牲,右江革命根据地遭受到严重损失后,右江下游党组织又陆续派六十二团干部和地方主要骨干进入滇桂边区工作。先后进入富宁的有韦纪(又名韦日友,营长)、韦天恒(营教导员)、朱国英(又名朱鹤云,排长)、李绍楚(右江特委委员,曾任右江苏维埃政府委员)、李著轩(又名李福,曾任恩隆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李修学(又名李家祺、李克,营教导员)、农明英(营长)等。他们分别在谷拉、皈朝、者桑、剥隘、洞波、那能、花甲、阿用、城关、板仑等地,以各种方式争取合法身份,隐蔽开展工作。通过工作,韦纪、韦天恒打入了剥隘护商大队;李家祺进入皈朝区公所当录事员,后又当选为副镇长;李绍楚以刻图章为掩护到处串联,发动群众;陆定安以木工职业为掩护,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农明英利用亲戚关系介绍到城关那力寨上门,站住脚跟,深入工作;赵敏到花甲后,以交朋友的方式,联合了一批进步青年,组织起“兄弟会”,喝鸡血酒,盟誓团结对敌。经过一系列艰苦工作,革命力量迅速组织起来,在花甲、那耶、那柳、阿用等地,地下党员还发动群众,以保护乡寨为名,成立了赤卫队,掌握了武装。与此同时,谭统南等也在九弄地区聚集了当地群众及争取过来的地方武装,组建了600多人的游击队,在七村九弄、后龙山等地活动。富宁七村九弄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右江下游革命根据地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1933年五六月,中共右江下游党委又派陆昆等一批干部进入滇桂边区协助工作,并将在七村九弄活动的革命力量逐渐汇拢,发展壮大。至1934年初,滇黔桂边区的武装斗争已由中心区的富宁发展到广西的靖西、那坡、德保、西林、百色等县的部分地区。1935年后发展到广南、麻栗坡。仅富宁就建立劳农会21个,赤卫队27个,赤卫队人数达2600多人。与此同时,各级政权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形成了全区性的革命武装斗争,建立了以富宁为中心的滇黔桂边区游击根据地。

在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内,党组织在百油进行了土地改革的试点工作。百油是一个壮族聚居的河谷地区,有10多个寨子,400多户人家,近2000人口,耕地面积2000多亩,土质肥沃,水资源丰富。党组织在这一地区活动较早,有牢固的群众基础,已相继建立了劳农会、青年会、赤卫队等各种组织。在此基础上。1934年春开始,党组织便在各家各户群众中进行土地登记,并普遍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政治宣传,以及清匪禁赌和文化教育等活动,各族群众普遍发动起来。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把几千年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打个落花流水,掀起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面对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和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国民党当地政府十分恐惧,富州县府十万火急电致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请求支援。龙云急忙调集军队,对边区根据地进行凶猛的“围剿”,妄图扼杀蓬勃兴起的革命力量。1934年6月6日,广富守备军先派1个营,兵分两路由皈朝袭击驻江曲和甘美的红军游击队。红军游击队事先已得到群众送来的情报,随即命令部队埋伏待敌。进攻甘美的国民党军以为红军游击队毫无防范,便从后山冲进寨子,没有发现红军游击队,又以为红军游击队已撤退。这时,四下埋伏的红军向敌人开了火,敌顿时大乱,有的倒在红军游击队的枪口下,幸存者纷纷溃逃,进攻江曲的敌人也慌忙撤退。甘美一战,消灭敌人连长以下30余人,缴获军旗1面及枪支10余支。这是保卫边区根据地的第一仗,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游击队指战员和根据地的群众。

1934年7月,右江下游党委召开会议,决定解散右江下游党委,在下游成立中共思果中心县委,上游建立东兰中心县委。同时,为了加强对滇桂边区革命武装斗争的领导,决定派红二十一师副师长黄明春到富宁领导开展武装斗争。会后,黄明春带领黄德胜、岑日新、黄加尤等13名干部及2名警卫员到达富宁九弄的谷桃。

黄明春到富宁后,改名为何尚之。他听取了韦纪、黄金庆的汇报后,研究决定把半公开的武装斗争转为公开的武装斗争,打出革命的旗号,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他们从部队中抽调一批骨干分别派到各区乡,帮助进一步组织和宣传发动群众,建立健全各级组织。8月初,何尚之在后龙山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统一了对当前工作的认识,明确主要任务是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大规模的斗争,并对各地区党的组织领导作了分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活跃在滇桂边的红军游击队积极配合和策应红军长征。党组织决定,以七村九弄为中心,举行武装暴动,尽最大努力牵制滇桂反动势力。红军游击队一举打垮了九弄地区大土豪韦英豪的反动势力,并公审枪决了韦英豪及其走狗。接着,又相继镇压了架街保长陶炳希、龙迈乡乡长李华成、花甲区长汤焕文等恶霸。

这一系列的行动,使红军游击队声威大振,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进一步鼓舞了各族人民的斗争热情。

1934年11月初,由何尚之主持,滇黔桂边区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在九弄的多立寨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共滇黔桂边区临时委员会”,何尚之任书记,黄德胜、韦纪、赵敏为委员。11月20日,又在谷留召开劳农代表会议,成立“滇黔桂边区革命委员会”、“滇黔桂边区劳农会”和“滇黔桂边区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等政、军、群领导机构。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庆金,劳农会主席何尚之(兼),常委岑日新、李家祺;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司令员梁振标,政委何尚之,参谋长黄德胜,副参谋长蒙运廷,政治部主任赵敏,宣传部长谭统南,民运部主任陈勋(陈尧宝),财政主任周书模。滇黔桂边区党、政、军、群领导机构的建立,加强了党对红军游击队及根据地的领导,健全了组织,明确了斗争方向,统一了步伐,为滇黔桂边区革命斗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保证,奠定了基础。

同时,为扩大边区根据地,临委决定派人到右江下游组织红军游击队第二联队,到革命老区的东兰、凤山组织第一联队,到黔桂边区组织第四联队。后因黄庆金、韦纪等在德保被捕牺牲,未能按原计划进行。但各地仍然组织了革命武装,开展了革命斗争。

二、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军民的艰苦斗争

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构建立以后,为巩固和发展边区游击根据地,中共滇黔桂边区临时委员会及时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群众工作和争取农民武装等工作。同时,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粉碎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疯狂“围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

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利用各种形式宣传发动群众。用各民族群众中流传的壮、瑶、汉等民歌曲调,配上通俗易懂的革命歌词,倾诉劳苦民众的苦难生活,抒发对革命成功的憧憬,歌颂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功勋。这些红军歌曲在各族群众中广为传唱,对宣传组织群众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共滇黔桂边区临委成立以后,在总结了在壮族地区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决定把工作拓展到汉、瑶族聚居的后龙山、皈朝等地区,建立了劳农会和赤卫队组织。

团结争取因不堪反动势力压迫而起来反抗的农民武装,是壮大革命力量、扩大红军游击根据地的一项重要工作。1935年5月,红军游击队收编了广南县王开洪苗族武装,使根据地扩大到广南县的部分地区。王开洪是广南县黑支果区牛滚塘村人,为反抗国民党的残酷压榨,他以“一等之人差我钱,二等之人莫等闲,三等之人跟我去过年”为号召,团结附近的苗、汉族穷人,组织武装,在广南、富宁边境地区杀富济贫,开展武装斗争。但由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明确的斗争目标,在反动势力的不断围剿下,王开洪武装连续遭受损失。受边区革命根据地革命形势的鼓舞,为寻求出路,王开洪两次派人到七村九弄地区和红军游击队联系,要求游击队派人前往领导收编他的队伍。临委认真分析了王开洪武装的情况,认为很有必要对这支农民武装进行团结争取和引导工作。1935年初,临委派陈勋、刘宝兴带领特务大队40多人到牛滚塘,将王开洪武装改编为滇黔桂边区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独立大队,由王开洪任大队长,王咪章任副大队长。从此,富宁地区与广南黑支果地区的革命斗争连成一片,革命根据地也随之扩大。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造成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在革命暂时遭受挫折的形势下,滇桂反动势力也妄图一举摧毁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11月底,云南省广富守备军副司令侬志猛亲自率领广富独立营,向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七村九弄地区进剿。七村九弄地区方圆30公里,道路崎岖,地势险要,民间有“隔山能对话,见面走半天”的说法,言其地势之险峻。面对敌人的重兵进剿,边区临时党委确定了避实就虚、集中兵力歼敌的作战方案。敌从富宁出发后占领谷拉,向赤卫大队驻守的恒村进发。按预定的计划,赤卫队佯作抵抗后主动撤退。初战得利之敌又向弄卡和弄愁发起进攻,遭到早有准备的游击队的顽强抗击,连续5天的战斗,敌甚至拉来迫击炮增援也未能取胜。敌锐气受挫后,红军游击队又主动向根据地纵深撤退,发动和依靠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利用七村九弄多山多石的有利地理环境开展游击战。敌进入游击区后,没吃没喝,处处遭到游击队的袭击,再加上“敌水土不服,300余人中病死100余,病倒抬回者三四十”(朱国英《滇黔桂边区工作报告》),经过10多天的折腾,损失惨重,疲惫不堪之敌不得不撤退。游击队乘势追击,这一营敌人大部被歼。红军游击队初次反“围剿”取得了完全胜利。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向贵州挺进,蒋介石除令黔军加紧堵截、桂军积极尾追外,并急电云南省政府主席兼“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龙云出兵防堵。为有效地牵制滇桂之敌,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滇黔桂边区临时党委决定主动出击,进攻皈朝,佯攻富宁县城,以达到威震敌人、牵制敌军的目的。游击队从七村九弄地区开出后,在百油地区作了短期休整,即消灭了盘踞皈朝之敌,并利用街天,集中红军游击队和附近各赤卫队,共1000余人,召开大会。临委书记何尚之在大会上讲了话,宣传红军,宣传劳农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揭露反动派对红军的诬蔑。会后在皈朝街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张贴布告标语,散发传单等。之后,红军游击队作了整编,整编后的部队分为4个大队,各大队下分3个小队,每个大队约300人。游击队进军皈朝的行动,震动了国民党反动派,当时的南宁《民国日报》报道说:“各乡土民受其愚惑,被其胁从,匪续于九弄、弄所、百油、板仑,遍设劳农会,遍贴共产党标语,在皈朝则设苏维埃政府,主席黄建平(即黄庆金),军事指挥梁振标,何尚之任第三联队政治委员。”

皈朝整编后,红军游击队主力即向富宁县城挺进。滇桂两省国民党政府急忙调兵遣将,滇军警备旅十七团两个营进抵广南八宝地区,桂军四十四师一三二团也从百色出发,向云南剥隘、谷拉开进。在达到牵制敌军的目的后,红军游击队返回七村九弄地区。

1935年1月初,桂军进入滇境,占领谷拉的平蒙、那龙一带,其前锋已进占九弄的中心谷桃、谷拉。尾追红军游击队的滇军十七团也占领了皈朝七村地区。对红军游击队形成东西夹击之势。1月25日,红军游击队主力在何尚之的指挥下,攻击占领弄甲的广西靖西保安大队,歼其大部。随即从多贡到弄迫,给疲惫不堪的滇军以出其不意的攻击,激战一天,游击队主动撤

出战斗,此战歼敌50多人,红军游击队牺牲14人,伤10多人。之后,边区党委批准在斗争中经受了各种考验的刘家华、罗子德、周跃丰、黄大良、岑子伯、黄安福、陆顺忠、陆顺廷、陈通文、陆正明、傅少华、汪富兴、卢锡候等13名本地干部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

1935年5月上旬,边区临委研究决定,为达到牵制敌兵力的目的,由黄德胜、黄树功率红军游击队主力600多人进攻富宁,同时派出部队进攻剥隘等交通要道和重要集镇。固守在这些据点的敌人纷纷告急。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急令广富独立营支援富宁,同时用重金雇请桂军保安团、靖镇守备独立营等向游击根据地进攻。红军游击队围攻富宁城3天,达到了调动牵制敌兵力的目的之后,主动撤出战斗,在那刀设伏,阻击增援富宁的广西龙州边防督办署江营。阻击战进行了整整1天,消灭敌人100余人,红军游击队副参谋长蒙运廷、赤卫队长黄大良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1935年6月5日,红军游击队特务大队配合王开洪独立大队第二次攻打广南百乐。在此之前,王开洪曾率队伍单独攻打过百乐未克,使百乐的敌人加强了防守,故给以后的战斗带来了困难。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教官唐汉及几名战士英勇牺牲,而百乐始终未能攻破。接着,红军游击队特务大队转回沙斗地区,独立大队转回牛滚塘地区继续活动。回到牛滚塘的王开洪和王咪章经过研究后,拟订了“回师美汤,直捣木令,攻占田蓬”的行动计划。随后,王开洪率领游击队进攻美汤。经激战,独立大队攻占了美汤,又乘胜追击向木令逃窜的陈有才和李廷良两股地霸武装。王咪章部直插普阳,打垮了地霸陈占彪的武装。6月中旬,王咪章在红军游击队一部的密切配合下,集中了两个大队1000多人横扫田蓬、木央之敌,田蓬大部已被红军游击队控制。

10月,广西百色阳圩欧重明举行暴动后率队到富宁与红军游击队朱国英部汇合,并联合攻打滇桂边重镇剥隘。驻守这水陆交通要道重镇的有1个护商大队、滇军1个营及地方民团武装。在红军游击队的猛烈攻势下,粉碎了敌人的重兵固守,歼敌50余人,俘虏了在剥隘的国民党县佐杨孝忠等,缴获大批武器物资。红军游击队攻占剥隘后作了一段休整,旋即转移至中越边的广西靖西地区,与在此休整的大部队会合。

遭到红军游击队的沉重打击后,国民党反动当局惊慌失措,调集重兵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更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妄图镇压蓬勃发展的革命武装。红军游击队不畏强敌,英勇顽强,坚持斗争。为此,游击队和根据地人民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1935年10月下旬,为对付敌人的残酷“围剿”,红军游击队开进中越边根据地进行休整。国民党政府派两个营的兵力进剿七村九弄,血腥屠杀各族群众。当时九弄有51个寨子、五六百户人家被烧毁,近千头牛马被杀,24名少数民族群众被枪杀;七村的20多个寨子300多户人家被烧,33人被无辜杀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多曼惨案”。

在严酷的斗争形势中,为了加强党对根据地的领导,有力地回击敌人的疯狂进攻。1935年10月下旬,中共思果中心县委派原六十二团政治部主任滕静夫(到富宁后改为何尚刚)等11人到达富宁,接替何尚之继续领导富宁根据地的革命斗争。1936年3月,红军游击队主力从中越边的靖西返回富宁后,5月,由何尚刚主持,在者兰汀水召开了党的第二次代表会议。出席大会的有广西的百色、靖西、那坡、德保、西林等县和云南的广南、麻栗坡县以及根据地内的党小组和劳农会的代表40多人。会议内容主要是重新整编边区部队,改组领导班子,建立健全各地党组织,扩大根据地,发展武装斗争。会议决定把中共滇黔桂边区临时委员会改为“中共滇黔桂边区委员会”,“滇黔桂边区革命委员会”和“滇黔桂边区劳农会”合并为“滇黔桂边区革命委员会”,“滇黔桂边区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改为“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会议选举何尚刚为边区党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黄德胜任游击队司令员,梁振标任副司令员,李家祺任参谋长,朱国英任副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赵敏、副主任黄沙平。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下设6个大队,队伍约1500人;会议决定在原游击队活动的广南、西林、隆林、麻栗坡等边沿地区建立各级政权组织,组织武装暴动,配合反“围剿”斗争。

在边区第二次党代会召开期间,国民党广富独立营占领了皈朝,两个月内杀害无辜群众及农会干部130多人。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如后龙山农会主席陈通文全家7口人中就有5口被杀害,陈的妻子背着仅两个月的婴儿,母子俩被匪军一刺刀捅死;农会干部庞正清、黄开建被割断咽喉;大田坝赤卫队长黄安福被敌人用刺刀捅进项圈骨架,用铁丝拴着拉去游寨示众后,惨遭杀害。敌人占领那能后,又把那里变成一个杀人屠场。他们先把那能26个寨子的成年男子300多人关了3天,拷打追问谁“通匪窝匪”,而且每天都在杀人。但根据地人民宁死不屈,毫不畏惧,用鲜血和生命掩护着红军游击队。壮族姑娘韦娘六,因不满父母的包办婚姻,跑出来参加红军游击队。在敌人扫荡时,因子弹打伤大腿后被俘。敌人企图从她嘴里知道红军游击队的下落,但她始终不说一句话。残暴的敌人割掉了她的舌头,并用铁丝穿通她

的两乳拉着游街,然后将她吊死在那能乡政府河边的大榕树上,这个年仅20岁的红军游击队女战士被活活折磨而死。一同被吊死在大树上的还有10多个赤卫队员和2名红军游击队家属。

敌人的血腥屠杀激起了红军游击队的极大义愤,8月26日,红军游击队一部400多人在司令员黄德胜的指挥下,包围了被敌人占据的皈朝。当夜,红军游击队偷渡皈朝河成功,作为内应的赤卫队长和劳农会副主席秘密打开了街头的闸门,让红军游击队秘密潜入街上隐蔽。拂晓后,红军游击队分别向各处敌占据点发起突袭,惊慌失措的敌人纷纷缴械投降。此次战斗俘敌100多人,缴枪近百支。随后,红军游击队又组织强攻区公所和太平碉,久攻未

下。国民党富宁县长甘汝棠纠集驻富宁滇军及地方民团700余人反扑皈朝,红军游击队主动撤出战斗,向洞波方向转移。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国民党滇军十七团和广富常备队、保卫队在民团配合下,以优势兵力偷袭活动于那达的红军,政治部副主任黄沙平在掩护突围中英勇牺牲,一些红军战士及家属被杀害在甘南的山洞里。接着,敌人又在那达地区的那拉、那达、南江、渭那等4个村子进行大屠杀,被害群众及干部近200人,有10多个寨子300多户房子被烧,800多头牛马被抢劫。

那达遭袭击后,敌人得意忘形,以为红军游击队司令部已遭到彻底破坏,大肆宣扬他们的“辉煌胜利”。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卫红军游击根据地,经过周密计划,红军游击队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占据芭莱之敌。农历九月十五日,岑日新游击队一部经长途奔袭,包围了芭莱。这天是个街天,红军游击队占据了附近山头的有利地形,派出特务队混入赶街群众之中,然后里应外合,出其不意进行攻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俘敌区长黄立廷等83人,击毙百余人。红军副大队长凌少廷和赤卫队长谭文君在战斗中牺牲。这一战,打击了敌人的锐气,红军游击队又乘胜扫除了剥隘、者桑一带敌人的孤立据点,11月,回师花甲、阿用地区休整。

同年12月15日,滇军1个连进犯阿用的谷沙,大肆烧杀掳夺,红军游击队当即决定给敌人一个下马威,主动出击。没有防备的敌人犹如惊弓之鸟,纷纷缴械投降。这一仗毙俘敌80多名。经过芭莱、谷沙两次战斗,进攻根据地的敌人纷纷撤退。

随着一次次反“围剿”的胜利,根据地不断壮大,各地赤卫队不断发展,红军游击队也不断壮大,人数达到2600多人,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人口发展到10万多人,革命形势又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1937年正月初二,边区党委在塘彦召开庆功大会,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共3000多人参加,附近各村寨的群众杀猪宰羊,做粽粑、米花和集资捐献慰问红军游击队和赤卫队。会议开了3天,白天开会,晚上演戏,部队和群众共同联欢。

敌人不甘心失败,又组织重兵再次“围剿”红军游击队。1937年2月12日,敌广富独立营扫荡花甲地区,屠杀残害红军游击队家属36人,割下10余人的头吊在大树上示众。同年3月,敌军以重兵进攻甘邦、弄彦根据地,根据地人民遭受了极其残酷的洗劫。仅3月15日一天,敌军焚烧了8个寨子的200多户人家,杀害少数民族群众50多人。敌军包围封锁了甘邦的一个山洞,用辣椒熏死山洞里的37名群众。甘邦农会主席苏英佑全家8口人中就有7口人遇难。5月初,敌军又在太平杀害了当地和从外地抓来的群众及农会干部近200人,被杀害者的尸体填满了寨子边一个两丈多深、四五丈宽的大土坑。国民党政府对镇压行动大加赞赏,当时的《云南日报》刊载消息说:“富州残匪已肃清,盲从民众均就范。”

与此同时,敌人进一步组织了“滇桂黔三省会剿”,向根据地投入了更大规模的兵力。桂军由广西百色进入剥隘,扬言“3个月内肃清匪情”。中共滇黔桂边区党委决定狠狠打击这股敌人,打退敌人的“围剿”,集中了1000多人的红军游击队主力及1000多人的赤卫队,在那拨严阵以待,迎击敌人。当敌人气势汹汹地向那拨杀来,进入伏击圈后,红军游击队神枪手首先击中敌指挥官马玉堂,敌队伍顿时大乱。接着红军游击队长短枪一齐开火,敌纷纷倒毙,余者满山遍野乱窜。红军游击队缩小包围圈,800多敌人全部暴露在火力之下,200多人当即被歼,余下大多被赶下西洋河,淹死者无数,仅二三百人仓惶逃窜。在战斗中,红军游击大队队长唐秀山牺牲。

那拨战斗结束后,红军游击队回师弄况,准备狠狠教训侵犯弄彦、甘邦之敌。由于那拨战斗迅速结束,西进的滇军1个营此时还蒙在鼓里。3月下旬,敌人占领了甘邦,烧毁甘邦寨,赤卫队稍作抵抗便主动转移,敌人又向弄况进攻。红军游击队正好埋伏在弄况丫口的两侧。弄况地处甘邦左侧五六公里处,从甘邦至弄况都是崎岖的山路小道,牛马很难通行,仅可一人通过。敌人刚行至丫口,就遭到红军游击队的痛击,大部分被打散,一部分被歼,被俘10多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同年10月,红军游击大队还攻打了敌人的据点那耶。

红军游击队英勇顽强的反“围剿”斗争,给予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在这场严酷的斗争中,边区根据地人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边区人民被杀害达7000多人,近100个寨子、2000户人家被烧毁,造成10000多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奔走他乡。敌人企图用残酷的镇压,扑灭边区的革命烈火,但边区的军民并没有被吓倒,紧紧团结在一起,同仇敌忾,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场殊死的斗争,保卫了以七村九弄为中心的这一块革命根据地。

三、滇黔桂边区的革命武装接受国民党改编和根据地的丧失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7年4月,滇黔桂边区党委派朱国英到香港参加中共临时南委举办的训练班,学习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学习结束后,中共广西省工委派张凡、欧阳才等与朱国英一起返回边区,传达“西安事变”后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实行国共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斗争。为贯彻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边区党委在者兰召开了抗日誓师大会,会议由何尚刚、李家祺主持,红军游击队、赤卫队2000多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张凡在会上讲了话,传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会后,张凡只身前往富宁与国民党富宁县长何自尧谈判,不料,反被拘捕。边区党委立即派马玉林率领第六大队300余人夜袭富宁城,欲救张凡,但因敌防守严密而未能成功。敌人遂残酷杀害了张凡。国民党反

动派的卑劣行径引起边区人民的极大义愤,边区党委再次召开会议,进一步明确斗争目标,就是要一方面团结各族人民,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分裂行径,一方面积极开展工作,发展和巩固革命根据地。

        这时的滇黔桂边区党的领导关系,已经属于广西中共桂西区特委领导。1937年9月底,中共桂西区特委书记黄桂南遵照中共临时南委的指示,在田东召开右江地区干部会议,讨论关于同国民党百色专署谈判的问题,讨论中意见分歧较大。但以黄桂南为首的一部分人不顾红军游击队大多数的反对,主张谈判,最后决定派黄桂南、高朗如、徐泽长为代表去百色与国民党百色专署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谈判,于12月签订了协议。在部分游击队集中待编

的时候,中共广西省工委向中共桂西区特委转发了南委关于要求立即停止百色谈判的通知,同时还指出黄桂南在工作中的错误及造成的后果,并通知调黄桂南到西北学习。但黄桂南坚持错误,仍将活动在中越边的滇黔桂边区各地的红军游击队集中接受国民党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独立团。其中仅根据地中心区的富宁,就由黄德胜、朱国英等将集中起来的400多名红军游击队开赴田州(现田阳)接受国民党改编。滇黔桂边区红军游击队就这样被葬送了。但是,何尚刚、赵敏、岑日新、谭统南、傅少华等领导干部坚决抵制错误路线,积极向上级党组织汇报情况,并根据中共广西工委“右江今后党的工作是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指示,转移到中越边的靖西继续开展隐蔽斗争。后因叛徒出卖,1939年6月赵敏、韩平波、李家祺、梁乃武、岑世奎等人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于百色。

在敌人的血腥镇压面前,何尚刚等人没有屈服。他们遵照党的指示,仍坚持在中越边境地区,进行秘密串联交友活动,组织群众继续斗争,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文章来源:《中国工农红军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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